教授朱荣林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刻地告诫过全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字里行间饱含的民族使命感，令我回忆起2005年11月，我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信，提出‘文化大省的目标定位必须落到实处’的建议，习近平当即批复，并亲示省文化厅下拨专款，用以修缮王店镇的曝书亭。受此激励，今日我就重塑嘉兴运河文化长廊投书如下……”

“抢救性保护中心城区仅存的古建筑并恢复其特定的功能，是中心城区文物保护的燃眉使命，冷仙亭便是不二选择。古建筑文物价值由两部分复合构成，即原址保有度和建筑完好度，冷仙亭不仅建筑未毁，而且功能不废，据此，我呼吁……”

“无论从唤醒人们对嘉兴城市早期历史的记忆，或是从弥补不可移动文物存量与千年古城历史不对称的短板，还是为提升嘉兴城市资源配置的乘数效应出发，东塔重建都是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基此认知，我就开发、配置东塔遗址资源建言如下……”

源源不断，孜孜以求，写下这些建言的，是一位教授——朱荣林。

朱荣林今年75岁，出生于嘉兴秀洲区王店镇，他的身份介绍有点长：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科技委顾问、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员、嘉兴市全面接轨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受邀去美国和日本等著名大学做过经济领域和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学术报告。

尽管身在外地，但朱荣林始终以深情的目光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并以自己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看过世界千山万水的眼光，为家乡的建设奔走呼吁，建言献策。

最近两年，朱荣林回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密集。2019年11月12日，他再次走进血印禅寺，希望把嘉兴运河段文化遗址最密集的地段再好好串一串：“著名哲学家爱默生说过，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现在，是唤醒并传承这座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时候了，因为嘉兴对历史文化重要地位的认知已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嘉兴的主要领导对于推进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能力。”

11月15日，《嘉兴日报》启动”唤醒嘉兴文化记忆“系列报道，欢迎建言

民国时期东塔 （本报资料图片）

【把脉】“城市是在历史传承中进步的，其传承方式主要是保护性改造，而非颠覆性重建”

“理智的怀疑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这是我审视故土历史，前瞻乡梓未来的底气。”

朱荣林认为，南湖区的中心内城是我市文物性建筑被毁密度最高的重灾区，因为环城河畔内外区域的文物布点密集，在历史建筑向城市中心集聚的空间布局规律和工业化进程从城市核心向外泼墨式发展的时序规律的双重合力作用之下，产生了一损多毁的后果。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嘉兴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发达在文化传承上同样有负面效应。朱荣林深入浅出地进行了解析：嘉兴作为沿海城市，又处长三角地区几何中心，其区位优势的正效应有二：一是气候条件良好，物产丰富，是历史上历朝政府的税赋重地。但其对应的负面效应是兵家必争之地，使嘉兴在历史上经历了五次毁灭性的兵祸，物质形态文化遗存丧失严重。二是交通区位良好，产业导向能力强，工业化进程加快。但其负面效应是，标准化过程对个性化历史建筑的破坏最烈。

对城市品质提升，朱荣林认为应对固化的历史文化予以正确评估，科学面对城市更新发展中的现实命题：城市是在历史传承中进步的，其传承方式主要是保护性改造，而非颠覆性重建。

走过世界各地，看过千山万水，朱荣林说，大量史实证明，城市保护性的改造，是一种潜在的升华，其作用是文化元素的继承和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更新是基于多目标价值体系之上的一种传承，它必须兼顾社会与经济、增量与存量、历史与未来。“城市提质，应涵盖三个层次，缺一不可：一是城市形态品质提升，二是城市功能品质提升，三是转化为品牌的品质提升。”

朱荣林认为修复、重建城市历史古迹、景观是同样的道理。“修复一座具有特定功能的历史建筑，只要有钱，并不难，但如果不准备恢复历史建筑原有功能的话，最好别急于修复，否则投资肯定无法收回，除非有盈余的资金，或有投资者肯冠名赞助。例如光明街上的‘文生修道院’，紫阳街上‘神父楼’修复后的窘状，应成为原市第一医院内圣母显灵天主教堂的殷鉴。”

“千年古城名不副实，补课任务繁重。”朱荣林对家乡说话一点都不客气。“嘉兴历来是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的城市，既有天主教堂，又有众多佛寺、府县孔庙和玄妙观（道观），儒道佛三教融合。由于战乱频仍和运动起伏，嘉兴城区古典建筑的遗存已显凤毛麟角。唯有指靠后人，仰仗城市记忆，去拾遗补缺地抢救修复，接力棒式地传承还原，方能再现历史文化名城嘉兴的古典本色。”

血印寺，摄于1948年 庞艺影 收藏 （本报资料图片）

【开方】“奠定并左右嘉兴历史沉淀的文化基因，都是流淌千年的大运河”

“嘉兴人，总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因为金饭碗太多了！”朱荣林每次想到安徽省歙县郑村镇棠樾村东大道上的棠樾牌坊群，就“羡慕嫉妒恨”，因为嘉兴原本有比他们更多更好的牌坊，“如今却只能看棠樾牌坊群凭借游人如织的优势，靠拍电影、上电视大发其财。”

朱荣林认为，评估一座城市的文化优势，其视角有二：一是文化存量，二是文化特色。二者兼而有之，则是指不可替代的文化存量资源。无论从经济地理，还是文化地理判断，奠定并左右嘉兴历史沉淀的文化基因，都是流淌千年的大运河。

他在写嘉兴运河文化长廊的建议中，如数家珍地列出了嘉兴这个牌坊群的名字和由来：嘉兴市区仅一箭之遥的三塔塘路上，原集聚过中国最大规模的古建筑碑坊群，与位于安徽省歙县的牌坊群相比，嘉兴的牌坊群有三个优势：规模宏大，徽州棠樾牌坊群仅7座，嘉兴有19座；背景优美，徽州牌坊地处山麓，背景森严，嘉兴牌坊耸立于运河之畔，背景灵秀；风格多元，徽州牌坊建筑风格划一，形式雷同，嘉兴19座牌坊造型各异，风格多元，徽州棠樾牌坊群主要以体现徽文化程朱理学“忠、孝、节、义”伦理道德为主，嘉兴三塔牌坊群中，多为明代的以彰显获取功名和创建政绩的嘉兴籍才俊为主，也有少许清代以赞誉节孝的……“修复19座古建筑牌坊应是弘扬江南运河文化、重构历史文化名城嘉兴运河文化走廊的第一手笔，其投入产出的高性价比，不容置疑！重建费用，可沿用企业认建之策筹措。”

18年前，朱荣林就曾呼吁过。18年的奔走和等待并没有冷却他的热情，如今他依然在为这个项目奔走。“血印寺前有嘉兴唯一残存的司宪古牌坊，我想先从找老照片入手，希望重建的时候能尽量按照原貌……”

很多人以为嘉兴一直日子好过，总是“勤善和美”，所以就不够勇武？朱荣林的回答是：不！他特别欣赏嘉兴市委市政府不久前归纳提炼的嘉兴人文精神：勤善和美，勇猛精进。他觉得，证明嘉兴人勇猛精进的故事，太多了！

这也是朱荣林今年多次走进血印禅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喜欢向外地客人和新嘉兴人一遍一遍地叙述血印禅寺的诞生由来。

先有岳王祠，再有血印寺。

岳王祠,摄于1958年   庞艺影收藏 （本报资料图片）

朱荣林说，岳飞嫡孙岳珂曾在嘉定十年（1217）任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家住城南金陀坊（今杨柳湾附近），后终老至嘉兴。“岳飞与嘉兴的渊源不止于此。岳飞蒙冤殉国，日后为他平反昭雪出力的是两位嘉兴人: 一位是家住嘉兴城南金陀坊的嫡孙岳珂，另一位是出生于嘉兴落帆亭的宋孝宗皇帝。这个故事与坐落在嘉兴的岳王祠相结合，必为天下旅游者神往。朱荣林介绍，全国范围内，嘉兴岳王祠是除岳飞故里河南汤阴之外的唯一家祠，位于嘉兴市三塔路运河塘上。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为岳飞后裔岳元声所建。清兵南下时，祠被毁。这是嘉兴岳氏一支即华夏岳氏南宗的宗祠。“岳王庙遍布全国，祠堂却独一无二。”

血印寺的民间传说正是从岳王祠里一位法号叫妙谛的和尚开始的。

朱荣林说，1645年，清兵南下，攻入嘉兴后就开始扫荡。清兵抢掳了一批年轻女子囚禁到岳王祠。岳王祠的看门人就是妙谛，他伺机放走了这些被关押的女子，自己却被清兵绑于石柱，乱箭射死。他被绑的石柱就是司宪古牌坊的西柱。石柱上的血印，如一位和尚的侧影，见证了妙谛和尚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壮举，至今令人感佩。

“被救的女子记住了妙谛和尚，每逢忌日，她们都会和敬佩妙谛和尚的广大市民一起，到司宪牌坊来纪念他，还在那里搭了个草棚，置塑像，设祀坛，举行纪念仪式。1925年，嘉兴县知事危道丰发起建造血印禅院，建殿，撰文，刻碑，赞颂并弘扬忠义不屈的精神。这就是血印寺。”朱荣林说，建血印寺的初心是纪念一种勇猛抗敌的精神，一种舍己为人的品格。

让朱荣林高兴的是，血印寺的故事还有两个感人的后续。

对嘉兴负有愧感的孝庄后裔雍正来嘉兴时，为嘉兴原本供奉朱三太子的报忠寺改名并题匾《觉海寺》，寓意“要向前看”；其后的乾隆在三塔边的景德寺喝茶时，听说苏东坡曾到此地汲水煮茶，他由此为景德寺改名题字“茶禅寺”，因此有了南湖八景中的“茶禅夕照”。“两位父子皇帝，先后为同一座文化古城的两座庙宇改名题字的，连皇城也没有过。这是嘉兴独有的历史典故啊！”

另外一个后续是，2012年，嘉兴顺应民意重建了岳王祠，并在2013年将岳王祠委托给血印寺代管。毕业于九华山佛学院的果因法师坦然接过任务，斥资1500余万元，听取福建和西藏等高僧的指导，历时三年对岳王祠进行隆重的装修布殿，并在血印寺与岳王祠之间建起一片园林作为过渡，使得彼此相连成片。

崭新的庭院和感人的故事，使得血印寺和岳王祠的游客越来越多：日均客流近三百，每月的初一、十五则多达四千余人。

看到如此盛况，朱荣林有了新的担忧和思考。像血印寺这样以纪念弘扬爱国英雄为初衷的寺庙，在全国都极为少见，它是一个独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嘉兴人勇猛精进精神的象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为了更好地弘扬嘉兴人文精神，朱荣林呼吁在血印寺建立“血印和尚纪念堂”，还血印禅寺初心含义。未来，血印寺的游客一定会不断增加。出于安全考虑，血印寺亟需拓宽：“血印寺与岳王祠功能上具有不可替代性，鉴于血印寺的南面是运河，西面是桥堍，东面是居民建筑，正逢寺北的土地已经拆迁，如果能从中转让部分给血印寺，则可从长远视角解除这座见证古城历史和深隐运河文化的独特古庙，免除消防之忧，排解安全之困。”

今年3月，嘉兴文物部门在东塔路片区发现部分石构件，这是其中的须弥座。（本报资料图片）

“东塔重建，有利于唤醒城市记忆，至少有四个可行性条件”

被朱荣林同样认为“机不可失”的，还有重建东塔。

今年3月，嘉兴文物部门在东塔路片区发现部分石构件，其中有边长1米多的柱础石，长0.95米、宽0.61米的须弥座。此后，有关东塔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嘉兴人的视线。

今年6月，江南周末在报道《市委书记张兵阅报批示时发问——嘉兴能否重新找回“嘉禾八景”“七塔八寺”》时，朱荣林就曾热情留言：“七塔八寺”是嘉兴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也是“烟雨江南”文明史料的注解。对建于隋代的东塔，朱荣林更是密切关注，认定它是嘉兴建城初期文化的瑰宝。

11月1日，他在广泛调研和考证后，向市委书记张兵写下了2600字的建言：《关于重建嘉兴隋代古塔——东塔的建议》，直言：东塔遗址的发现，在嘉兴文物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力证东塔重建的理由：重建有利于唤醒城市记忆。历史建筑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具有地标意义，地标的意义，就在于为城市记忆提供年轮界碑；弥补千年古迹存量遗产与千年古城历史不对称的短板；提升嘉兴城市资源配置的乘数效应。千年古迹存量遗产是古城历史文化厚重的见证和标志，它与千年古城历史的对称性配置，有利于催生嘉兴多重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其波及范围直指嘉兴的史学效应、考古效应、人文效应、旅游效应、商业效应和辐射效应。

朱荣林认为东塔的重建至少有四个可行性条件。

东塔路片区已完成拆迁，且经过初步勘探调查，确定了原东塔(寺)及部分殿阁的位置，为原址重建提供了空间维度的选址条件。

“东塔朝暾”作为嘉禾八景之一，既是嘉兴古人登高望远、观赏日出的最佳地点，也是寻常百姓郊游和外地游客观光的重要去处。旧址东塔路的东侧为冶金厂厂房，建筑高度均在25米以下，不会遮挡7层建筑的东塔之观日视线，若能重建，则可望重塑“朝暾”胜地。

东塔遗址位于嘉兴明代历史文化的集聚区，不仅其自身文化积淀丰厚，包容了佛教、古建筑、历朝出土物等文化元素，更有朱买臣、宋孝宗、金九等重量级历史人物先后留下过厚重的足迹，还有战争年代完整遗留的碉堡成为嘉兴现代史的标记，如建成遗址公园，有利于驱动系统挖掘上述具有价值链关系的历史遗存。

东塔地块周边仍是居民小区云集之域，迄今没有一座可供休闲游览的公园，在这里规划建设古迹遗址公园，既有助于履行历史文化传承的使命，又符合嘉兴民众对公共资源配置走向公共选择的合理诉求。

【提醒】城市要记忆，记忆靠地标

朱荣林还为嘉兴文化未来的健康前行，作出了必要提醒。“嘉兴城区的旅游资源分散且小，必须形成规模效应或构建生态链，如果‘什么都有一点，什么都不强’，必然导致旅游需求资源向周边溢出，使自己沦为集散地。尤其是在当下，经济进入周期性的萎缩，自然降低了投资的产出效率，所以，近期投资一定要谨慎。”

城市要记忆，记忆靠地标。“扬州在很多年前喊出‘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嘉兴也有唐宋元明清，甚至更早，但你的遗迹呢？”

如果重建或修复有困难，可以立石碑作标记。比如南湖景区周边有众多古迹遗址处，可立碑介绍，既能留住城市记忆，又可增强区域文化氛围，吸引游人眼球。

大地标是记忆，小地标也是记忆。

他举例，英国有个城市，曾为一位作家的房子立过一个碑，上写：请安静，这里有某位作家在写作。

朱荣林还提醒：深挖运河的“文化富矿”。他以嘉兴运河公园为例，“这是大运河沿岸城市第一家以运河文化为背景的主题公园，其标本性、示范性和辐射性均不可小视，要赋于运河公园历史文化内涵，除复原具有书卷式的《嘉禾八景》浮雕石刻之外，应增加亭阁、水榭等个性化的景点，并以回廊形式贯通左右；要力求与古建筑风味相押韵，以便与现有公园，诸如与人民公园、范蠡湖公园等形成差异互补和文化呼应。

朱荣林说：“嘉兴运河公园在嘉兴城市建设项目中‘坐次不前’，但它对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优化人居环境，增值旅游资源，可起一本万利之效。”

11月15日，《嘉兴日报》启动”唤醒嘉兴文化记忆“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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